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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提供检测报告。
林景星也坦言，这样的专业鉴定是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以他曾在陕西委托国土资源部检测机构做的检测为例，仅土壤取样就包括表层和深层，在此基础上每隔五米取一次，连村民家中的地面也不能放过。林景星感慨地说，这样的检测只能由政府来做，但是政府做了相关检测出于种种压力却不愿意公开结果，这样的事情在我国比比皆是。
对于后王各庄村村民的疑虑，林景星认为，现在，作为村民他们没有渠道和能力获知自己身边的化工厂是否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危害；作为企业来说，他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与周边村民进行沟通。因此，对于向企业“讨说法”的老百姓和媒体，他们通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政府应该建立一个能够客观公布环境信息的平台，让几方能够在此进行公平的沟通，消除疑虑和种种矛盾，同时也能节省大量的人力和行政费用。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政府信息的选择性公开目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政府公开的很多信息绝大部分不是公众迫切希望得到的，而公众希望得到、了解的信息，政府却没有完全公开。
在这一点上，政府官员需要有观念上的变革。作为政府可以让媒体、公众以及各机构获得更多的监督权利，让政府的决策和运作更加透明和公开，减少各方之间相互不信任，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及时向公众公布事情的真相，对于政府来说有利于避免谣言传播，消除群众怨气，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在互联网普及、信息传播便捷的今天，掩盖矛盾往往是掩耳盗铃，其结果不利于及时制止损害百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的现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建立起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是当务之急，顺义疾控中心和环保局可以把检测报告公布在这个平台上，这样公众就可以通过平台获取政府的相关信息，这对消除村民和政府之间的误解大有好处。”汪玉凯说。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志愿唐忠辉律师告诉《北京科技报》，在美国，一旦爆发区域性疾病，根据《污染赔偿综合反映责任法》（俗称“超级基金法”）受害者首先可以申请“超级基金”的资金救助，并且由其委托检测机构进行调查，确认责任后再由企业或者政府作出赔偿。
“政府主要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社会救济规则和透明的信息沟通平台等等，在此基础上由民众和企业自由博弈。”唐忠辉说，但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依然不完善，污染保险、公益诉讼制度等还未建立。
目前，孔凡国和后王各庄村村民虽然看到了一份顺义环保局给出的“复函”但依然心存疑问，“首先，复函没有最终出示该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其次，复函中"由于该企业生产废水循环使用，无需建设配套环境保护设施"一说并没有给出法律依据，也没有明确公开其废水循环的设施到底是什么，究竟经过怎样的处理，实际使用情况是怎样的。此外，2008年，环保局的对污水和废气的检测是达标的，但是，这之前环保局是否进行过检测呢？如果没有，希涛公司是不是在2007年之前已经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对村民造成危害呢？”孔凡国说，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政府能够出面澄清事实。 (来源：《北京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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